2014年广东社科学术年会之十五:雷州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湛江举行

来源:社科网      时间:2015-07-25

    2014年11月20~21日,2014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会雷州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湛江市举行。本次会议是广东省社科学术年会15个专场的其中一场,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岭南师范学院和湛江市社科联联合承办。会议以雷州文化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的学界专家和本省各地及湛江属地高校的学者、地方文化工作者共计60余人参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4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雷州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广州湾历史文化”、“雷州半岛流寓文化”等议题展开研讨。现将有关论文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长期以来,在岭南文化版图上,只划分广府、潮汕、客家三种地域文化类型和少数民族文化类型,以及相应的三大民系文化区。雷州半岛空间文化区域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岭南文化之外,有时甚至被不恰当地并入琼雷文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其中的原因,除社会各界对雷州文化的不了解之外,更主要的还是缺少专家学者从学科领域和学术层面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雷州文化披蒙历史尘埃。本次会议有关雷州文化总体阐述的论文计有8篇,大多从宏观的角度对雷州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审视,亦有理论方面的探索。
  
  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在其《雷州文化的存在、精华和发扬光大》一文中指出,雷州文化概念应由其地域全在热带范围内,分布连片,有一致发展过程、共同的文化特质和风格,一致的发展水平和稳定的文化中心等整合而成,应定名为雷州文化。与此相应,形成“雷州民系”,加入岭南四大民系之列。雷州文化具有热带农业、海洋、清官廉吏、独特风俗、流寓和文学艺术等文化精华,对此应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的《唐宋以来移民开发雷州半岛探析》一文则从人口流动和迁徙的角度对雷州半岛的开发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文章认为,汉代官方在徐闻设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使其成为南来北往商人汇集地;因徐闻云集海内外商人,富庶远播遐迩,唐代便流传出“欲拔贫,诣徐闻”的民谚,民谚的流行又吸引各地人口向徐闻迁徙,尤其是宋代以后我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发生向海洋经济迈进的大转型,浙江、福建以及广东东部等海洋区域人口不断向雷州半岛迁徙,使“闽音”成为雷州半岛最主要方言。由于外来海洋性移民不断进入,使雷州半岛社会经济发展的海洋特色更加明显。
  
  王钦峰在《雷州文化的基本类型和发展脉络》中,认为雷州文化不是某种单一类型文化,而是由土著文化、雷话文化、粤语文化、客家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等六大文化类型混合而成,同时以雷文化(土著文化与雷话文化合称)为主体的多元混合型文化形态。雷州文化从发源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跨越了史前、开疆、雷州府、广州湾和湛江等五个发展时期,具有自身独特的、与中原地区迥异的文化发展阶段。由于雷地长时间远离北方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它也保留和形成了自身非常鲜明、未被北方文明褫夺的原生态及跨文化特征,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竞争力。
  
  饶品良《雷州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传承和创新》一文,简要梳理了雷州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认为雷州文化是多种文化汇聚、融合的结果,具有岭南文化朴实、刚毅、务实等特征,同时,由于地理区位优势,自古即为海上丝绸之路通道,使雷州半岛文化,也具有独特的海洋文明特质。
  
  邓康丽则认为,雷州文化作为湛江最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正面效应体现在雷州文化的开拓精神,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形成湛江本土文化产业;历史文化资源为文化旅游提供支撑。负面影响表现为雷州文化中浓厚的小农意识阻碍人力资本的提升;不良的文化形象制约湛江塑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尚图强撰文《发展和研究雷州文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着重强调要把握雷州文化的内涵,处理好雷州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雷州文化的点和面的关系、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优点和缺点的关系、雷州文化的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
  
  张春霞认为,雷州文化建设面临国内文化发展趋势和要求不相适应、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文化体制与文化创新的要求不相适应等问题,并有针对性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二
  
  雷州半岛的徐闻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早在《汉书》中就有明确记载。雷州半岛也借助海上丝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层面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新时期中央提出建设“一路一带”的经济战略构想,也成为本次会议探讨海上丝绸之路问题的契机。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有10篇,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西北大学的黄民兴教授在《中亚和东南亚:亚洲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交往的十字路口》一文指出,中亚和东南亚分别是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的重要地区,在上述两地,不仅亚洲内部的各种文明相互碰撞、交融,而且东西方文明也在此交汇,因其通道和融汇特点明显,使两区缺少自身的独创性,在宗教上表现为多元化特点,东南亚尤为明显。由于缺乏原创型发达宗教,成为本地区不存在大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龙鸣教授的《湛江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应有地位》文章认为,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凸显了雷州半岛的海洋区位优势,当今的湛江应树立海洋意识,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借助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品牌效应,将湛江纳入“一路一带”的国家规划,才能促进湛江经济快速发展。
  
  于卫青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多视角解析》一文,则多视角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解读,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必然性。这一战略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将会对之产生干扰作用。东盟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与东盟交往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使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前景。
  
  李巧玲在《海上丝路与雷州文化》文章中强调,雷州半岛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补给点和中继站,为我国海上丝路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半岛文化也借助于这条海上丝绸吸收更多海内外文化成份,不断丰富、充实自己,并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海洋性、包容性、冒险性等文化特质和风格,奠定了雷州文化在岭南文化体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洪少敏也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雷州半岛文化之间的关系,阐述了雷州海洋文化的商业文化、神崇拜文化、移民文化、贬谪文化、民俗文化、美食文化等特征,强调要多层次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如产业、贸易、文化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等。
  
  陈国威、何杰《海洋文化视阈下的雷州半岛与域外社会交往》一文从整体史的角度,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民俗田野调研资料,从海洋文化视阈下,具体地探究历史上各个时期雷州半岛存在着与域外社会交往的历史。如海上丝绸之路、波斯器物、古沉船、红毛番岭与番鬼井、华南海盗集团等。
  
  杨飞、罗元理分别撰文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与徐闻的关系,强调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给徐闻民俗风情带来的变化,如语言、宗教信仰、建筑、艺术、手工业等诸多方面。
  
  申友良、申东宁的《西汉时期徐闻古港的对外贸易》和《西汉徐闻古港的管理机构与职责》两文比较详尽地探讨了西汉时期徐闻作为始发港的对外贸易和管理情况。认为西汉时期徐闻古港对外贸易规模庞大、贸易形式多样、贸易物品丰富、物品来源地广,贸易国家和地区众多。在管理方面,汉朝设置有左、右候官和黄门进行管理,他们都肩负着军事监管和对外贸易的双重职责。其中左、右候官是管理外贸专职官员的最早记录,具有管理仓库、征收外贸税款、处理民事诉讼的职责。黄门则是汉代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交往的官方机构,首领是黄门驿使(由宦官担任),肩负着官方贸易、宣扬国威、保障交通安全的职责。
  
  三
  
  流寓文化是雷州文化来源之一。在不断与各种文化汇集、发展后成为雷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共计10篇。主要是通过被贬寓居雷州半岛或流放海南经过此地的几位历史名人来进行探讨。其中有关汤显祖的文章就有6篇。
  
  邓建的《秦观寓雷影响刍论》认为:秦观寓雷期间对恩师苏轼谦恭有礼、敬重有加,其懿言嘉行使雷州民众的思想品性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化和提升。雷州人民以阔大的襟怀接纳了秦观,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使他最终以平静、超脱的姿态踏上北返之路;雷州也因为秦观的到来,而变得更为开化、更加文明、更富历史文化内涵。钟嘉芳的《胡铨流寓雷州诗文及其影响》一文,通过对南宋朝廷主战派胡铨被贬雷州所做诗文的研究,展示其铁骨铮铮,矢志不移的精神品质。刘刚的《任伯雨仕宦行迹考实》一文,将人物足迹梳理至细,使任与苏辙、章惇等人被流徙到雷州时的情景清晰可见。张春生的《论“雷州十贤”文化在雷州文化中的奠基作用》认为,“雷州十贤”文化的核心和外延都是正气弥满,是真善美的品牌,对其进行推广不仅具有代表性,更有助雷州文化的健康发展。
  
  刘世杰教授分别就汤显祖被贬徐闻典史的时间和量移遂昌县令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他认为:汤显祖万历十九年五月被贬徐闻出任典史,到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任遂昌令止,汤显祖任徐闻典史的时间近三年,精确地说为两年零十个月。另外几篇有关汤显祖的文章有党红梅的《汤显祖贵生观的传播——与广东海洋大学刘世杰教授商榷》,认为汤显祖办“贵生书院”是借此回归朝堂的媒介,没有证据显示汤显祖曾致力于大众化传播;由于人口的衍变、诗化的古汉语与文白雷语的转换,制约着“贵生”观的代际传承。所以“汤显祖贵生观”在徐闻的传承处于隐性流散状态。金虎的《汤显祖贬谪徐闻到底与《牡丹亭》创作有多大关系》一文认为《牡丹亭》的个别人物情节暗喻了汤的贬官生涯与感受;《牡丹亭》一定地反映了贵生书院的办学体制和教育理念,甚至是汤的教育梦,同时《牡丹亭》还反映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情况和岭南风物习俗。二者关系密切。吴凯的《汤显祖的<;;;粤行五篇>;;;》对汤显祖流寓徐闻期间留存下来的专集进行了释文。钟大生则通过考证认为汤显祖虽在其诗文中涉及海南岛地名,并不代表汤就到过海南岛,其结论否定的。
  
  四
  
  雷州半岛宗教、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形式独特,也成为本次会议的关注点。相关的文章有12篇。
  
  于卫青的《试论湛江佛教文化资源及其价值》一文,通过对湛江佛教历史源流的追溯,认为湛江佛缘深厚,其文化价值体系,深刻影响着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有论者提出的湛江佛教两个鲜明特征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湛江佛教僧人谱系虽属临济宗,但禅宗的修行几乎荡然无存;湛江佛教寺院供奉的佛、菩萨、罗汉和护法诸神与内地其他地区无异,基本没有体现混杂性。湛江佛教文化的最大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转轨问题。
  
  刘岚在《雷州民俗文化刍论》文章中认为:雷州文化的独立地位之所以能获得认可,在根本上是源自于雷州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光芒与魅力,而雷州文化的这种光芒与魅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雷州民俗文化,得益于雷州民俗文化悠久的历史,鲜明的特色及丰富多样的形态,雷州民俗文化无疑是雷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应斌在《雷州雷神与广西》一文指出,广西原始宗教中的雷神有本地自生的雷神、雷王神和雷祖神三类,雷神崇拜在广西十分普遍。广西的雷王神和雷祖神崇拜,均深受雷州雷神的深刻影响。但也认为雷州雷神只是一种地方性雷神。
  
  雷州文学艺术在半岛独特地理环境基础上,一方面保存了许多古越人或俚僚人文化积淀成为,另一方面又采中原北方、闽南等文化精华,加之广纳海外文化新风,整合、汇融自成体系,其中雷州歌、雷剧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宋立民的《地方戏曲理当固守的方言特色——以雷剧为个案》一文,认为语言载体约束即“方言是雷剧传播的障碍”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首先,剧种因方言而形成特色,并体现出地域性,脱离了方言剧作的表演就成了无本之木。其次,从艺术发生学和阐释学的角度看,方言并不构成雷剧传播的障碍,反而因方言而更具艺术魅力。第三,以方言为基础的地方剧种本身就是族群的文化象征。以方言为基础的地方剧种还有着抵御民族文化被同化的积极意义。陈恺思的《数字时代语言草台的终结——关于雷剧舞台美术发展的思考》认为,雷剧要在舞台艺术方面迎头赶上,应该与时俱进,至少在转变理念、资金保证、舞台科技运用等三个方面进一步努力,否则就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刘福瑞的《简论雷州歌的艺术特质》认为,雷歌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其艺术特质在于起源的地域性,表现手法与调式结构也日益丰富。马柯的《雷州歌进入高师声乐课堂的必要性与实施方略》一文论证了雷州歌进入高师声乐课堂的必要性,制定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声乐教师自身进修等实施方略来促进雷州歌的推广。
  
  另有朱欣文的《异食、生食、杂食——隋唐时期雷州半岛饮食风俗漫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雷州半岛丰富的海产品及饮食习俗。刘岚的《雷州半岛节日民俗文化事象——年例的表现类型及留存原因探讨》一文,将年例活动的类型分为完整型年例和残缺型年例。认为半岛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年例文化得以长久留存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雷州半岛社会的长期动荡和宗教文化的兴盛则为年例活动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内驱力。
  
  五
  
  晚清之际,西方列强图谋瓜分中国,先后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继德、俄、英之后,法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清政府被迫将当时属于高州府和雷州府的部分海岛、海湾、陆地租借给法国,租期99年。这便是广州湾租借地。本次会议收到有关广州湾论题的文章5篇,因国内学界有关此问题的探讨相对匮乏,因此,广州湾研究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
  
  唐有伯的《广州湾地名考辩---- 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一文利用明清之际的方志、舆图,对法租之前的广州湾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广州湾作为一个地理名称,是多义的,其内涵是很丰富的。首先,广州湾最早是作为一个险要的海澳而被朝野所知,而载入史册的。其次,广州湾是作为一个确有所指的特定海湾或海澳,继而泛指广州湾洋面。第三是作为行政村的广州湾,是由几个自然村组合起来的一个乡村基层行政管理单位。
  
  景东升的《法租广州湾若干史实辨析》一文,纠正了国内在法租广州湾问题上的几个认识误区或疑惑。认为法国提出租借广州湾的准确时间应为1898年4月9日;在民众的强烈抵抗和与法军交锋中,因实力悬殊,中方死伤近300人,法军约有60人左右的伤亡;法国出于军事目的占领广州湾后,因计划搁浅而随即宣布转向经济目的,试图与占据香港的英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展开竞争。在双重目标支配下,广州湾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影响了其后的建设与发展。
  
  谭启滔的《法殖广州湾街区地名探究》一文,集十数年之功,将广州湾时期、民国时期、解放初期、文革时期和今天湛江市街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对比,透过城市新旧街名的变化,来反映时势变迁,勾勒过去与现在的历史,极具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钟炜的《广州湾法租界由来及其殖民侵略影响》一文,简单梳理了法租借广州湾的经过,认为初期广州湾的自由贸易政策促进了兴盛局面的出现,日军的入侵导致了广州湾作为贸易港口的衰落。
  
  六
  
  除了上述各个主题外,本次会议还涉及到雷州半岛生态旅游、滨海旅游,将学术研究上升到经济层面,还有对雷州半岛历史人物的研究,数量虽少,却很有代表性。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法稳撰文《雷州半岛生态文化旅游研究》认为,雷州半岛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可概括为蓝、绿、厚,即海洋旅游资源、热带自然生态资源和浓厚的文化积淀旅游资源。建议通过合理规划、科学评价、贯穿生态理念,加强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和注重宣传教育,完善相应的资源保护法规体系等措施实现旅游开发目标。
  
  易青题为《传承雷州半岛海洋文化,促进湛江滨海旅游业发展》的文章认为,应根据雷州半岛地方的区位优势,深入挖掘区域海洋文化的内涵,弘扬颇具特色的海洋文化,推进雷州半岛海洋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更有效提升海洋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曾国富的《明清时期雷州籍官员政绩考论》,可视为群体性研究,这些雷州籍官员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为官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关心民瘼、勇于兴利除弊、注重教育、抚恤贫困,镇压动乱,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因而受到各地民众的拥戴。至于清廉原因则认为是明清时期的吏治建设和明清两代官学教育重视品德及理学教育熏染所致。
  
  符铭的《陈瑸治吏之道的启示》一文,对备受康熙重视的岭南第一清官陈瑸进行研究,认为陈瑸勤政治吏的特点表现为兴利除弊,不枉费民间一钱;整饬吏风,惩治腐败;举大纲,不尚烦苛;未雨绸缪,训诫吏属。陈瑸的清官情怀和治吏观念和实践对今天的惩治腐败具有借鉴意义。
  
  窦春芳的《黄学增与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一文,通过对雷州半岛党史人物黄学增的考察,将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历史情况反映出来,有助于了解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面貌。
  
  谭启滔《广州湾爱国爱乡商贤——梁伯纲与梁日新兄弟》文章,介绍了梁伯纲、梁日新两位广州湾时期商贤和乡贤代表。对其以匹夫有责的爱国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大量有益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七
  
  通过对上述论文的梳理,可以看出本次年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提交论文的作者分布来看,覆盖地域广泛,遍布我省的不同区域,还邀请到中国社科院、西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的专家莅临大会并发表高论,为今后雷州文化研究和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湛江属地的两所高校阵容强大,成为这次会议的主力军。湛江所辖市县的文化工作者也积极参与进来,造成校地合力,广泛交流的氛围。第二、研究内容丰富,涵盖历史学、宗教、汉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学、旅游管理等不同领域,使雷州文化研究开始迸发出勃勃生机。第三、研究视角多样化。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视角新和多样化是体现创新的方法之一。本次会议的不少论文都有视角方面的突破。这是值得给予肯定的。第四、雷州文化研究的亮点清晰可见,像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粤西宗教研究、广州湾研究、雷剧研究、流寓文化研究都成为研究中的热点,形势喜人。
  
  需要指出的是,在提交的论文中,质量上乘的并不多,学术创新方面也有待提高,还有的缺少应有的学术规范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通过本次的检视,也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应不断拓宽地方文化研究的视野,应有效地将地方文化研究与区域社会的建设相结合,才能激发出无限的活力,本次会议正是这样一个契机。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长期积累,定能结出累累硕果,为雷州文化的发展和地方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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